围炉诗话
●卷一
汉、魏之诗，正大高古。汉，谓自枚乘至中郎；枚诗十九首，其中亦有东汉人诗也。魏，谓思王至阮公。正，谓不淫不伤；大，谓非叹老嗟卑；高，谓无放言细语；古，谓不束于韵，不束于粘缀，不束于声病，不束于对偶。如是之谓雅，不如是之谓俗；而俗又有微甚之辨。两晋之诗渐有偶句，至沈、宋而极。齐、梁始有声病，至唐律而极。宫体始淫，至晚唐而极。休文作韵，其时诗人亦不遵用，唐以立功令始用于诗，至步韵而极。五柳以小言寓意，晚唐为甚，至宋而极。馀则互有之。此诗道古今之大端也。诗道不出乎变复。变，谓变古；复，谓复古。变乃能复，复乃能变，非二道也。汉、魏诗甚高，变《三百篇》之四言为五言，而能复其淳正。盛唐诗亦甚高，变汉、魏之古体为唐体，而能复其高雅；变六朝之绮丽为浑成，而能复其挺秀。艺至此尚矣！晋、宋至陈、隋，大历至唐末，变多于复，不免于流，而犹不违于复，故多名篇。此後难言之矣！宋人惟变不复，唐人之诗意尽亡；明人惟复不变，遂为叔敖之优孟。二百年来非宋则明，非明则宋，而皆自为唐诗。试读金正希举业文，不貌似先正而最得先正之神，以其无逢世之俗情，惟发己意故也。诗可知矣。无智人前莫说，打你头破额裂。
诗有魔鬼：宫体淫哇，梁至初唐之魔鬼也。打油钉铰，晚唐、两宋之魔鬼也。木偶被文绣，弘、嘉之魔鬼也。今日兼有之。问曰：“丈既知俗病与魔鬼，诗宜尽脱之矣。”答曰：“谈何容易。弘、嘉之魔鬼，实能净尽脱之，馀则五十馀年，全在其中行坐寝食，近乃觉之，而衰病无可进矣。正大高古之诗，有来生在。言此，欲使英年有志节者早自觉悟，毋若乔之愦愦一生，悔无所及耳！”
问曰：“诗在今日，以何者为急务？”答曰：“有有词无意之诗，二百年来，习以成风，全不觉悟。无意则赋尚不成，何况比兴？”叶文敏公论古文，余曰：“以意求古人则近，以词求古人则远。”公深然之。诗不容有异也。唐诗有意，而讬比兴以杂出之，其词婉而微，如人而衣冠。宋诗亦有意，惟赋而少比兴，其词径以直，如人而赤体。明之瞎盛唐诗，字面焕然，无意无法，直是木偶被文绣耳。此病二高萌之，弘、嘉大盛，识者只斥其措词之不伦，而不言其无意之为病。是以弘、嘉习气，至今流注人心，隐伏不觉。习气如乳母衣，纵经灰涤，终有乳气。人之惟求好句而不求诗意之所在者，即弘、嘉习气也。若诗句中无“中原”、“吾党”、“凤凰台”、“鳷鹊观”，自以为脱去弘、嘉恶道，不亦易乎！此病之难于解免，更自有故。诗乃心声，非关人事，如空谷幽兰，不求赏识，乃足为诗。六朝之诗虽绮靡，而此意不大失。自唐以诗取士，遂关人事，故省试诗有肤壳语，士子又有行卷，又有投赠，溢美献佞之诗，自此多矣。美刺为兴观之本，溢美献佞，尚可谓之诗乎？子美于哥舒翰，先美後刺，後人嫌之。如李颀之“秦地立春传太史，汉宫题柱忆仙郎”，已宛然明之应酬诗矣。诗之泛滥，实始于唐人，言近体诗，不得不宗之耳。
所谓诗，如空谷幽兰，不求赏识者。唐人作诗，惟适己意，不索人知其意，亦不索人之说好。如义山《有感》二长律，为甘露之变而作，则《重有感》七律无别意可知，何以远至七百年後，钱夕公始能注释之耶？意尚不知，谁知好恶？盖人心隐曲处，不能已于言，又不欲明告于人，故发于吟咏。三百篇中如是者不少，唐人能不失此意。宋人作诗，欲人人知其意，故多直达。明人更欲人人见好，自必流于铿锵绚灿，有词无意之途。瞎盛唐诗泛滥天下，贻祸二百馀年，学者以为当然，唐人诗道，自此绝矣。
诗非一途得入，景龙、开、宝之诗端重，能养人器度，而不能发人心光；大历、开成之诗深锐，能发人心光，而亦伤人器度。所以学景龙、开、宝者，心光难发，大都滞于皮毛；学大历、开成者，器度易伤，不免流于险琢。人能以大历、开成发其心光，而後以景龙、开、宝养其器度，斯为得之。人谁有此工力？所以开、宝而後更无其诗也。问曰：“若然，则开、宝人于何处发其心光耶？”余愧谢曰：“此就後世人之病察脉拟方也。君问太高，须起李、杜、高、岑以答之。”
明初之诗，娟秀平浅而已。李献吉岸然以盛唐自命，韩山童之称宋裔也。无目者骇而宗之，以为李、杜复生，高、岑再起，有词无意之习已成，性情吟咏之道化为异物。何仲默、李于鳞、王元美承献吉之泄气者也，牛后驴鸣，其声震耳，宜为人所骇闻。数十年前，蚓响蛩鸣，亦复主盟中夏。然蚓蛩止误流俗阿师，牛驴实误有志之士，冒盛唐高名故也。
诗文有雅学，有俗学。雅学大费工力，真实而闇然，见者难识，不便于人事之用。俗学不费工力，虚伪而的然，能悦众目，便于人事之用。世之知诗者难得，故雅学之门，可以罗雀，後鲜继者；俗学之门，箫鼓如雷，衣钵不绝。如震川、元美，时同地近，震川却扫荒村，後之学其文者无几；元美奔走天下，至今寿奠之作，犹溉馀膏。苟为身计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，无奈醒人不能酗酒，有目者不能瞑而执杖取道耳。人欲应酬，俗学甚善；若欲见古先作者之意，非视俗学如粪秽之不可向迩，不能见也。
以唐、明言之，唐诗为雅，明诗为俗。以古体、唐体言之，古体为雅，唐体为俗。以绝句、律诗言之，绝句为雅，律诗为俗。以五律、七律言之，五律犹雅，七律为俗。以古律、唐律言之，古律犹雅，唐律为俗。
诗乃心声，心日进于三教百家之言，则诗思月异而岁不同，此子美之“读书破万卷”也。惟留心于风云月露，则为李谔之所讥者而已。人于顺逆境遇间，所动情思，皆是诗材。子美之诗，多得于此。人不能然，失却好诗，乃至作诗，了无意思，惟学古人句样而已。
诗如陶渊明之涵冶性情，杜子美之忧君爱国者，契于《三百篇》，上也；如李太白之遗弃尘事，放旷物表者，契于庄、列，为次之；怡情景物，优闲自适者，又次之；叹老嗟卑者，又次之；留连声色者，又次之；攀缘贵要者为下。而皆发于自心，虽有高下，不失为诗。惟人事之用者，同于彘肩酒榼，不足为诗。
禅得云：“凡人胸中恶知恶见，如臭糟瓶，若不倾去，清水洗净，百物入中，皆成秽恶。”二李习气亦然。人若存彼丝忽于胸中，任学古诗、唐诗，只成二李之诗。
青楼狭邪，良家子一入其门，身心俱变，纵欲从良，无由自脱，甚至甘为倡鸨，续置假女者。二李诗绝无意义，惟事声色，看之见好，为之易成，又冒盛唐之名，易于眩人，浅夫不察，一饮狂泉，终身苦海。及乎伎俩已成，纵识得唐人门径，而下笔终不能脱旧调。始进之路，可不慎哉！友人犯此者不少，故谨记之。
高廷礼惟见唐人壳子，立大家之名，误杀弘、嘉人四肢麻木不仁，五官昏愦无用。诗岂学大家便是大家，要看工力所至，成家与否，乃论大小。彼撏撦子美、李颀者，如乞儿醉饱度日，何得言家？岂乞得王侯家馀糁，即为王侯家乎？
明人以集中无礼不备，汗牛充栋者为大家。愚则不然，观于其志，不惟子美为大家，韩偓《惜花》诗即大家也。
子瞻云：“诗以奇趣为宗，反常合道为趣。”此语最善。无奇趣何以为诗？反常而不合道，是谓乱谈；不反常而合道，则文章也。山谷云：“双鬟女娣如桃李，早年归我第二雏。”乱谈也。尧夫《三皇》等吟，文章也。
今有一言，可以醒二李之徒之痼疾者：人之学业，无不与年俱进者也，惟学二李之诗，则一入门即齐肩于高、岑、李、杜，而头童齿豁，不过如此。如优人入场，便可作侯王卿相，而老死只是优人。打头不遇作家，到老时亦终成骨董。
今人作诗，须于唐人之命意布局求入处，不可专重好句。若专重好句，必蹈弘、嘉人之覆辙。无好句不成诗，所以《河岳英灵》等集往往举之；而在今日，则为弊端。
粗心浮气，陈浊钝滞之根也。粗浮在心，必致陈浊在笔。学问以识为本，有识则虚心，虚心则识进；无识则气骄，气骄则识益下。诗无论三唐，看识力实是如何。
晋、宋人字萧散简远，智永稍变，至颜、柳而整齐，又至明而变为姜立纲体，恶俗可厌矣！诗之汉、魏，晋、宋之书也；谢、鲍，智永之书也；唐体，颜、柳之书也；弘、嘉瞎盛唐，姜立纲体也。
诗贵有含蓄不尽之意，尤以不着意见、声色、故事、议论者为最上。义山刺杨妃事之“夜半宴归宫漏永，薛王沈醉寿王醒”是也。稍着意见者，子美《玄元庙》之“世家遗旧史，道德付今王”是也。稍着声色者，子美之“落日留王母，微风倚少儿”是也。稍用故事者，子美之“伯仲之间见伊吕，指挥若定失萧曹”是也。着议论而不大露圭角者，罗昭谏之“静怜贵族谋身易，危觉文皇创业难”是也。露圭角者，杜牧之《题乌江亭》诗之“胜负兵家未可期，包羞忍耻是男儿。江东子弟多才俊，卷土重来未可知”是也。然已开宋人门径矣。宋人更有不伦处。宋杨诚斋《题武惠妃传》之“寿王不忍金宫冷，独献君王一玉环”，词虽工，意未婉。惟义山之“薛王沈醉寿王醒”，其词微而意显，得风人之体。
人心才有依倚，即不能迥出流辈，何况于偷？皎然三偷，笑具也。
唐人重诗，方袍、狭邪有能诗者，士大夫拭目待之。北宋犹然，以功名在诗赋也。既改为经义，南宋遂无知诗僧妓，况今日乎？宪章二李，聊充应酬，是氵即溜汉。
诗以深为难，而厚更难于深。子美《秋兴》，每篇一意，故厚。曹唐《病马》只一意，而得好句六联，成诗三首，乌得不薄？眩于好句而不审本意，大历後之堕坑落堑处也。
严沧浪云：“诗禁五俗：俗体、俗意、俗句、俗字、俗韵，皆不可犯。”此言最善。学问安可无师？无师则杜撰。而书家贵学师，舍短取长。诗学李、杜，正道也。李之“座中若有一点红，斗筲之量成千锺”，杜之“袖中有旧笔，兴至时复援”，其可学乎？学字先得败笔，学诗先得累句，莫若之何！
学诗不可杂，又不可专守一家。乐天专学子美，西昆专学义山，皆以成病。大乐非一音之奏，佳肴非一味之尝，子美所以集大成也。
余友贺黄公曰：“严沧浪谓‘诗有别趣，非关理也’，而理实未尝碍诗之妙。如元次山《舂陵行》、孟东野《游子吟》等，直是《六经》鼓吹，理岂可废乎？其无理而妙者，如‘早知潮有信，嫁与弄潮儿’，但是于理多一曲折耳。”乔谓唐诗有理，而非宋人诗话所谓理；唐诗有词，而非宋人诗话所调词。大抵赋须近理，比即不然，兴更不然，“靡有孑遗”，“有北不受”可见。又如张籍辞李司空辟诗，考亭嫌其“感君缠绵意，系在红罗襦”。若无此一折，即浅直无情，是为以理碍诗之妙者也。
问曰：“言情叙景若何？”答曰：“诗以道性情，无所谓景也。《三百篇》中之兴‘关关雎鸠’等，有似乎景，後人因以成烟云月露之词，景遂与情并言，而兴义以微。然唐诗犹自有兴，宋诗鲜焉。明之瞎盛唐，景尚不成，何况于兴？”
古诗多言情，後世之诗多言景，如《十九首》中之“孟冬寒气至”，建安中之子建《赠丁仪》“初秋凉气发”者无几。日盛一日，梁、陈大盛，至唐末而有清空如话之说，绝无关于性情，画也，非诗也。夫诗以情为主，景为宾。景物无自生，惟情所化。情哀则景哀，情乐则景乐。唐诗能融景入情，寄情于景。如子美之“近泪无乾土，低空有断云”，沈下贤之“梨花寒食夜，深闭翠微宫”，严维之“柳塘春水漫，花坞夕阳迟”，祖咏之“迟日园林好，清明烟火新”，景中哀乐之情宛然，唐人胜场也。弘、嘉人依盛唐皮毛以造句者，本自无意，不能融景；况其叙景，惟欲阔大高远，于情全不相关，如寒夜以板为被，赤身而挂铁甲。
景同而语异，情亦因之而殊。宋之问《大庾岭》云：“明朝望乡处，应见岭头梅。”贾岛云：“无端更渡桑乾水，却望并州是故乡。”景意本同，而宋觉优游，词为之也。然岛句比之问反为醒目，诗之所以日趋于薄也。
问曰：“诗文之界如何？”答曰：“意岂有二？意同而所以用之者不同，是以诗文体裁有异耳。文之词达，诗之词婉。书以道政事，故宜词达；诗以道性情，故宜词婉。意喻之米，饭与酒所同出。文喻之炊而为饭，诗喻之酿而为酒。文之措词必副乎意，犹饭之不变米形，啖之则饱也。诗之措词不必副乎意，犹酒之变尽米形，饮之则醉也。文为人事之实用，诏敕、书疏、案牍、记载、辩解，皆实用也。实则安可措词不达，如饭之实用以养生尽年，不可矫揉而为糟也。诗为人事之虚用，永言、播乐，皆虚用也。赋而为《清庙》、《执竞》称先生之功德，奏之于庙则为《颂》；赋而为《文王》、《大明》称先生之功德，奏之于朝则为《雅》。二者必有光美之词，与文之摭拾者不同也。赋而为《桑柔》、《瞻卬》刺时王之秕政，亦必有哀恻隐讳之词，与文之直陈者不同也。以其为歌为奏，自不当与文同故也。赋为直陈，犹不与文同，况比兴乎？诗若直陈，《凯风》、《小弁》大诟父母矣。”
李、杜之文，终是诗人之文，非文人之文。欧、苏之诗，终是文人之诗，非诗人之诗。
人有不可已之情，而不可直陈于笔舌，又不能已于言，感物而动则为兴，讬物而陈则为比。是作者固已酝酿而成之者也。所以读其诗者，亦如饮酒之後，忧者以乐，庄者以狂，不知其然而然。
诗不越乎哀乐，境顺则情乐，境逆则情哀。《明良之歌》，顺而乐也，《棫朴》、《旱麓》其类也。《五子之歌》，逆而哀也，《民劳》、《南山》其类也。後世不关哀乐之诗，是为异物。
余与友人说诗曰：“古人有通篇言情者，无通篇叙景者，情为主，景为宾也。情为境遇，景则景物也。”又曰：“七律大抵两联言情，两联叙景，是为死法。盖景多则浮泛，情多则虚薄也。然顺逆在境，哀乐在心，能寄情于景，融景入情，无施不可，是为活法。”又曰：“首联言情，无景则寂寥矣，故次联言景以畅其情。首联叙景，则情未有著落，故次联言情以合乎景，所谓开承也。此下须转情而景，景而情，或推开，或深入，或引古，或邀宾，须与次联不同收，或收第三联，或收至首联，看意之所在而收之，又有推开暗结者。轻重虚实，浓淡深浅，一篇中参差用之，偏枯即不佳。”又曰：“意为情景之本，只就情景中有通融之变化，则开承转合不为死法，意乃得见。”又曰：“子美诗云：‘晚节渐于诗律细。’律为音律，拗可诗不必学。”
问曰：“何为性情？”答曰：“圣人以‘思无邪’蔽《三百篇》，性情之谓也。《国风》好色，《小雅》怨诽；发乎情也。不淫不乱，止乎礼义，性也。乐而不淫，哀而不伤，亦言此也。此意晋、魏不失，梁陈尽矣。陈拾遗挽之使正，以後淫伤之词与无邪者错出。杜诗所以独高者，以不违无邪之训耳。”
问曰：“丈丈生平诗千有馀篇，自谓与此中议论离合何如？”谢曰：“不佞少时为俗学所忄吴者十年，将至四十，始见唐诗比兴之义；又二十年，方知汉、魏、晋、宋之高妙，而精气销亡，不能构思矣。人之目见者易远，足践者必近，勿相困也。”
问曰：“唐诗六义如何？”答曰：“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各别，比、兴、赋杂出乎其中。後世宗庙之乐章，古之《颂》也。三代之祖先，实有圣德，故不愧乎称扬。汉已後之祖先，知为何人，乐章备礼而已，不足论也。求《雅》于杜诗，不可胜举。而如王昌龄之‘明堂坐天子，月朔朝诸侯。清乐动千门，皇风被九州’，韦应物之‘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’，王建为田弘正所作之《朝天词》，罗隐之‘静怜贵族谋身易，危觉文皇创业难’，皆二《雅》之遗意也。《风》与《骚》，则全唐之所自出，不可胜举。‘忽见陌头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’，兴也。‘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’，比也。‘海日生残夜，江春入旧年’，赋也。”
朱子尽去旧序，但据经文以为注，使《三百篇》尽出于赋乃可，安得据比兴之词以求远古之事乎？宋人不知比兴，小则为害于唐体，大则为害于《三百》。
大抵文章实做则有尽，虚做则无穷。《雅》、《颂》多赋，是实做；《风》、《骚》多比兴，是虚做。唐诗多宗《风》、《骚》，所以灵妙。
诗之失比兴，非细故也。比兴是虚句活句，赋是实句。有比兴则实句变为活句，无比兴则实句变成死句。许浑诗有力量，而当时以为不如不作，无比兴，说死句也。
明人不知比兴而说唐诗，开口便错。义山之“侍臣最有相如渴，不赐金茎露一杯”，言云表露试之冶病，可知真伪，讽宪、武之求仙也。白雪楼大诗伯以为宫怨，评曰：“望幸之思怅然。”呵呵！
宋诗率直，失比兴而赋犹存。弘、嘉人诗无文理，并赋亦失之。
梵偈四五七字为句而无韵，殊不碍读，子瞻杂文多效之。诗入歌喉，故须有韵，韵乃其末务也。故《三百篇》叶者居多，《菁菁者莪》篇叶“仪”以就“莪”、“阿”，固可，叶“莪”、“阿”以就“仪”，亦无不可，于意无伤故也。诗宗《三百篇》，自当遵其用韵之法。汉至六朝，此意未失。休文四声韵，小学家言，本不为诗，诗人亦不遵用。唐玄宗时，孙忄面始就陆法言之《切韵》以为《唐韵》。肃宗时以此为取士之式，诗从此受桎梏。元、白作步韵诗，直是菹醢。或曰古体可用古韵，唐体当用《唐韵》。夫然则唐体别自为诗，不宗《三百》耶？古人多有韵，韵又皆叶用，毛晃误以为古人实有是读而作《古韵》，何异于衮衣玉食之世，论茹毛饮血事耶？
古人作诗，不惟不拘韵，并不拘四声，宜平则仄读为平，宜仄则平读为仄，观“望”、“忘”二字可见。《三百》至晋、宋皆然，故不言声病。休文作四声韵，而声病之说起焉。可知声病虽王元长等所立，而实因乎沈氏之四声矣。梁武帝不许四声，诗中高见。
诗本乐歌，定当有韵，犹今曲之有韵也。今之《曲韵》，“庚”、“青”、“真”、“文”等合用，初无碍乎歌喉。诗已不歌，而韵部反狭，奉《平水韵》如圣经国律，而置性情之道如弁髦，事之顾奴失主，莫甚于此！
《青箱杂记》载郑谷、齐己、黄损等定今体诗格云：“用韵有数格，曰葫芦，曰辘轳，曰进退。葫芦韵者，先二後四；辘轳韵者，双出双入；进退韵者，一进一退。”引李师中《送唐介》诗云：“孤忠自许众不与，独立敢言人所难。去国一身轻似叶，高名千古重如山。并游英俊颜何厚？未死奸谀骨已寒。天为吾皇扶社稷，肯教夫子不生还？”八句诗一“难”三“寒”同部，二“山”四“还”又一部，为进退韵格之证。而葫芦、辘轳未有引证。别本诗话引太白“我携一尊酒”为葫芦韵之例，引“汉帝宠阿娇”为辘轳韵之例，乃古诗也。
《唐韵》视今之《平水韵》“冬”分“钟”、“支”分“脂”，似乎狭矣，而有葫芦韵用法，辘轳韵用法，进退韵用法，有嫌韵，有兼韵，有通用，有转用，有叶用，作者犹得辗转言情。《平水韵》似宽，而葫芦等诸法俱废，则实狭矣。
问曰：“二美大呵出韵诗，是否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出韵必是起句，起句可用仄声字，出韵何妨。盖律诗止言四韵，绝句止言二韵，王子安《滕王阁》诗八句六韵，而序曰‘四韵俱成’，以‘渚’与‘悠’不在韵数中也。出韵诗虽是晚唐变体，然非晚不及盛之关系处。如元美兄弟之说，但不出韵，即是盛唐耶？”
问曰：“用韵以何者为准则？”答曰：“韵书自曹魏李登、梁沈约以来，其故甚繁，此难具述。唐之官韵今不可得，北宋《礼部韵》，余曾见二本，皆一东、二冬、三钟者也。名《广韵》者，因《唐韵》而广之者也，即此可以知《唐韵》矣。今世通行之一东、二冬、三江、四支之韵，乃宋理宗时平水刘渊，并旧韵之二百六部，以为一百七部而成之者也。旧韵一东独用，二冬三钟通用，渊则竟并通用者为一部。古韵通转者，东、冬、江、阳、庚、青、蒸七部为一部，支、微、齐、佳、灰、鱼、虞、歌、麻、尤十韵为一部，真、文、元、寒、删、先六韵为一部，侵、覃、盐、咸四韵为一部。韵之通转，又分两界，有入声者十七部为一界，无入声者十三部为一界，两界不相通转。通转有部、有类、有界，平上去各自通转为部，东董送、真轸震通转为类，有入声、无入声通转为界。非此则谓之叶，叶乃通转之穷也。自《平水韵》行，而北宋之《礼部韵》诗家名公俱未经目，界部通转叶之法俱不讲，唐人葫芦、辘轳、进退之法，何所考哉！”
唐人有嫌韵、兼韵之法。嫌韵即出韵也。兼韵亦名干韵，谓兼取通用韵中一二字也。嫌韵与兼韵可通用，不可转用。寒与删、先得相兼，以其通用故也。而转用之真、文、元则不可。
唐人排律有兼韵者，东兼冬、庚兼青是也。叶，即协也。不用如字之声者谓之转，转一二字而不全部通转者谓之叶。通用乃刘渊并韵已前之法，今世所刻《平水韵》犹仍其名。呵呵！
《唐韵》久已绝传，惟吴彩鸾韵，徐学士传是楼有之，值二十万钱，而纸故脆，不能细检也。
子美《饮中八仙歌》押二“船”字，二“眠”字，二“天”字，三“前”字。说者谓此篇是八段，不妨重押。《学林新编》云：“观诗题，则是一歌也。通篇在‘船’字中押，不移别韵，则非分八段。”盖子美诗重韵者不少，因历举诸篇以及《十九首》、曹子建、谢康乐、陆士衡、阮嗣宗、江文通、王仲宣重韵之句，以见古有此体，子美因之。其言甚辨。余谓古人重诗而轻韵，故《十九首》以下多有重韵之诗；後人重韵而轻诗，见重押者骇为异物耳。施愚山谓步韵者是做韵，非做诗。余谓自唐以来，以意凑韵，重韵轻诗者，皆是做韵。
严沧浪云：“任《哭范云》诗，重韵两‘生’字，三‘情’字。《天厨禁脔》《禁脔》，洪觉范著。乃谓平韵可重押，或平或仄韵不可者。彼就子美《饮中八仙歌》立说，陋矣！”《焦仲卿妻作》重二十许韵。
古人作诗，不以辞害志，不以韵害辞。今人奉韵以害辞，泥辞以害志。十二侵乃舌押上腭成声，非闭口也，闭口则无声矣。韵家别为立部，非也。纵使侵等果是闭口字，亦为小学审声中事，与诗道何涉？此又诗人奉行之过也。
宋人诗馀，寒删先元、鱼虞通用，实合于《三百篇》至六朝叶用之义。後人因此而立词韵，则非也。
今有癣疥而为害甚大，本举手可除，而人乐此美，固留不舍，习以成风，安然不觉者，是步韵和人诗。夫和诗之体非一，意如问答而韵不同部者，谓之和诗；同其部而不同其字者，谓之和韵；同其字而次第不同者，谓之用韵；次第皆同，谓之步韵。萧衍、王筠《和太子忏悔》诗，始是步韵。步韵，乃趋承贵要之体也。
诗思与文思不同，文思如春气之生万物，有必然之道；诗思如醴泉朱草，在作者亦不知所自来，限以一韵，即束诗思。唐时试士限韵，主司因得易见高下耳。今日何可为之耶？若又步韵，同于桎梏，命意布局，俱难如意。後人不及前人，而又困之以步韵，大失计矣！施愚山曰：“今人只是做韵，谁人做诗”？狮子一吼，百兽脑裂。做韵定五字，于《韵府群玉》、《五车韵瑞》上觅得现成韵脚了，以字凑韵，以句凑篇，扭捏一上，全无意义章法，非做韵而何？步至数人，并韵字亦觉可厌。古诗不对偶，无平仄，韵得叶用，唐诗悉反之，已是难事，若又步韵，李、杜无以见长。
步韵，元、白犹少，皮、陆已多，今则非步韵无诗矣。陷溺之甚者，遂谓步韵诗思路易行，又或倡作而步古人诗之韵。
古人视诗甚高，视韵甚轻，随意转叶而已，以诗乃吾之心声，韵以谐人口吻故也。唐人局于韵而诗自好，今人押韵不落即是诗。故古人有诗无韵，唐人有韵有诗，今人惟有韵无诗。得一题，诗思不知发何处，而先押一韵，何异置榻以待电光。
问曰：“先生不肯步韵，人以为傲，信乎？”答曰：“敬也，非傲也。步韵何难，不过顺口弄人耳。朱温将诸客游园，自语曰：‘好大柳树！’数客起应曰：‘好大柳树！’温又曰：‘可作车毂。’数客起应曰：‘可作车毂。’温厉声曰：‘车毂须用坚木，柳那可用？书生好顺口弄人，皆此类也。’悉扑杀之。温虽凶人，然此事则不侮，迈俗远矣！诗人自相步韵犹可，步贵人韵，须虑扑杀。贵人倡作勿用‘徘徊’、‘潺’等字，使趋承者有所措手，亦仁者之居心也。”
晚唐章碣八句诗，平仄各押韵：一畔、二天、三岸、四船、五看、六眠、七算、八边。无聊之思，亦将以为格而步之乎？
人之登厕，不可无书，无书则不畅。书须浅陋，不足严待，又逐段易了者，《韵府群玉》、《五车韵瑞》最善。展卷终是有益，而应酬简易，此为捷径。若自好之士而作诗时用之，则自塞诗路，以做韵而已。明诗无深造，二书为之也。
问曰：“如《尚书》所言，则诗乃乐之根本也。後世乐用曲子，则诗不关乐事乎？”答曰：“古今之变，更仆以详。圣人以《雅》、《颂》正乐，则知《三百篇》无一不歌。秦火之後，乐失而诗存，太常主声歌，经生主意义，圣人之道离矣。而唐时律诗绝句，皆入歌喉；及变为诗馀，则所歌者诗馀，而诗不可歌。故陈彭年《送申国长公主为尼》七律，人以诗馀《鹧鸪天》之调歌之；子瞻《中秋》七绝，山谷以诗馀《小秦王》之调歌之，是其证也。元曲出而诗馀亦不入歌喉矣。《尚书》之言，难可通于今也。《三百篇》中，《清庙》、《文王》等专为乐而作诗，《关雎》、《鹿鸣》等先有诗而後入于乐。”
唐梨园歌有“哩连”，以五七言整句，须有衬字，乃可歌也。疑古之“妃呼”、“伊何那”，亦即此意。如此，则不求宋词元曲之顺喉矣。然郑世之言“古乐每一字必丝声十六弹，或三十二弹”，则与後世唱曲先慢後紧者不同，须更考之。
问曰：“诗之体格名目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姜白石《诗说》云：‘守法度曰诗，载始末曰引，体如行书曰行，放情曰歌，兼之曰歌行，悲如蛩づ曰吟，通乎俚俗曰谣，委曲尽情曰曲。’余忆《珊瑚钩》之说不然，皆後人附会耳。”
《诗史》曰：“古人文章自应律度，不主音韵。沈约遵崇韵学，而曰：‘欲使宫羽相变，低昂殊节，若前有浮声，後须切响。一篇之内，音韵尽殊；两句之中，轻重悉异；妙达此旨，始可言文。’自後浮巧之语，体制渐多，如旁犯、蹉对、假对、双声、叠韵之类。又有正格、偏格，类例极多。故多三十四格、十九图、四声、八病之类。旁犯者，如徐陵文一篇中两用‘长乐’，其义不同者是也。蹉对者，如《九歌》之‘蕙肴蒸兮兰藉，奠桂酒兮椒浆’，以‘蕙肴蒸’是也。假对者，如‘自朱耶之狼狈，致赤子之流离’，‘朱’对‘赤’，‘耶’对‘子’，‘狼狈’兽名对‘流离’鸟名。又如‘庖人具鸡黍，稚子摘杨梅’，以‘鸡’对‘杨’是也。如‘几家村草里，吹唱隔江闻’，‘几家’、‘村草’为双声。如‘月影侵簪冷，江光逼屐清’，‘侵簪’、‘江光’为叠韵。首句第二字仄声，谓之正格，如‘凤凰轩辕纪’是也；平声，谓之偏格，如‘四更山吐月’是也。唐时名辈多用正格。谢庄谓‘互护为双声，敖确为叠韵。’余不谓然，以重翻为双声，重切为叠韵。”
《困学纪闻》云：“《式微》乃二人诗，联句之始也。《柏梁》及贾充与其妇李，亦是联句。”
傅咸《毛诗》皆取经语，集句之始也。禹《玉牒词》云“祝融司方发其英，沐日浴月百宝生”，七言之祖也。荀卿《成相篇》，亦多七言句。
作者涉笔成趣，说者遂以立三十七格。其可留者，不及十条。
宋末元初有九言律诗，大是蛇足，只可谓之诗馀耳。此体始于魏。
律诗所谓偷春格者，首联对，次联不对也。扇对格者，首句与第三句为对，次句与第四句为对也。
唐时有格诗之名，与律诗并举，未得的据，疑是八句有声病而不对偶者耶？
《南史》：“王玄谟问谢庄双声叠韵。庄曰：‘互护为双声，敖确为叠韵。’”双声同音不同韵，叠韵音韵皆同。“互护”同是唇音而不同韵，“敖确”同是牙音而又同韵也。“仿佛”、“熠”、“咿喔”皆双声，“侏儒”、“童蒙”、“空同”皆叠韵。乔谓“互护”纽声同，“菟路”纽声不同，而同在遇部。字声韵书，古今改易多矣。
沈括《笔谈》以次联不对者为蜂腰，引贾岛《下第》诗为证云：“下第惟空囊，如何住帝乡？杏园啼百舌，谁醉在花旁？泪落故山远，病来春草长。知音逢岂易，孤棹负三湘。”
问曰：“先生每言诗中须有人，乃得成诗。此说前贤未有，何自而来？”答曰：“禅者问答之语，其中必有人，不知禅者不觉耳。余以此知诗中亦有人也。人之境遇有穷通，而心之哀乐生焉。夫子言诗，亦不出于哀乐之情也。诗而有境有情，则自有人在其中。如刘长卿之‘得罪风霜苦，全生天地仁。青山楼行泪，白首一穷鳞’。王铎为都统诗曰：‘再登上相惭明主，九合诸侯愧昔贤。’有情地境，有人在其中也。子美《黑白鹰》、曹唐《病马》亦然。鱼玄机《咏柳》云：‘枝迎南北鸟，叶送往来风。’黄巢《咏菊》曰：‘堪与百花为总领，自然天赐赭黄袍。’荡妇、反贼诗，亦有人在其中。故读渊明、康乐、太白、子美集，皆可想见其心术行已，境遇学问。刘伯温、杨孟载之集亦然。惟弘、嘉诗派浓红重绿，陈言剿句，万篇一篇，万人一人，了不知作者为何等人，谓之诗家异物，非过也。”问曰：“弘、嘉人外，岂无读其诗而不见其人者乎？”答曰：“杨素、唐中宗、薛稷、宋之问、贺兰进明、苏涣，其人可数。”
问曰：“唐体于何而始？”答曰：“凡事无始，有始乃邪说也，仅可如《春秋》之讬始于隐公耳。唐体托始于古诗，古诗托始于《三百篇》，《三百篇》讬始于《五子》、《喜起》，此前之记于纬书史子者，不敢据言也。五言始汉、魏，鲜有偶句，晋、宋以後、偶句日多，庾信竟是排律。七律讬始于汉武、魏文等七言古诗，萧子云《燕歌行》始有偶句，自此渐有七言六句似律之诗。如梁简文帝《和萧子显春别》云：‘蜘蛛结网满帐中，芳草结叶当行路。红脸脉脉一生啼，黄鸟翩翩有时度。故人虽故昔经新，新人虽新後应故。’梁元帝《春别》云：‘试看机上交龙锦，还瞻庭表合欢枝。映日通风影珠幔，飘花拂叶度金池。不闻离人当重合，惟恐合罢会成离。’陈後主《玉树後庭花》云：‘丽字芳林对高阁，新妆艳质本倾城。映户凝娇乍不进，出帷含态笑相迎。妖姬脸似花含露”，玉树流光照後庭。’又有七言八句似律之诗，而末二句似五言者，如梁简文帝《春情》云：‘蝶黄花紫燕相追，杨低柳合露尘飞。已见垂钩挂绿树，诚知淇水沾罗衣。两童夹车问不已，五马城南犹未归。莺啼春欲驶，无为空掩扉。’梁元帝《闻筝》诗曰：‘文窗玳瑁影婵娟，香帷翡翠出神仙。促柱朱弦莺欲语，调弦系爪雁相连。秦声本是杨家解，吴俞那知谢傅怜！只愁芳柱促，兰膏无那煎！’又有七言八句，前後散、中四语偶者，如梁简文帝《乌夜啼曲》云：‘绿草庭中望明月，碧玉堂前对金铺。鸣弦拨捩发初异，挑琴欲吹众曲殊。不异三足朝含影，直言九子夜相呼。羞言独眠花下泪，讬道单栖城上乌。’隋炀帝《江都宫乐歌》云：‘扬州旧处可淹留，台榭高明复可游。风亭芳树迎早夏，长皋麦陇送馀秋。绿潭桂楫浮青雀，果下金鞍跃紫骝。绿觞素蚁流霞饮，长袖清歌乐戏州。’《泛龙舟》诗云：‘舳舻千里泛归舟，言旋旧镇下扬州。借问扬州在何处？淮南江北海西头。六辔暂停御百丈，暂罢开山歌棹讴。讵似江东掌间地，独自称言鉴里游。’又有七言十句似律诗者，如江总《闺怨》云：‘寂寂青楼大道边，纷纷白雪绮窗前。池上鸳鸯不独自，帐中苏合还空然。屏风有意障明月，灯火无情照独眠。辽西水冻春应少，蓟北鸿来路几千。愿君关山及早度，念妾桃花片时妍。’大辂始于椎轮，诸诗皆七律之椎输也。隋陈子良《塞北思归》诗，竟是唐人七律矣。五绝七绝，即五古七古之短篇，杨升谓截律为绝，非也。
冯定远云：“《文选》词赋始于屈、宋，歌诗起于荆轲《易水之歌》，权舆于姬、孔已後，于理为得。近代诗选必自上古，年纪绵邈，真赝相杂，或不雅驯。又书传引逸诗，多不过三四句，皆非全篇。《三百五篇》既是仲尼所定，又不应掇圣人之所弃者以炫人。余尝与程孟阳言诗，谓其‘如狗之拾骨’，非戏言也。诗至屈、宋，变为词赋。《汉书经籍志》不载五言。五言盛于建安，陈思王为之冠冕，潘、陆以下，无能与并者。子美言‘诗看子建亲’，故苏子瞻云：‘诗至子美，一变也。’元和、长庆以後，元、白、韩、孟嗣出，杜诗始大行，後无出其范围者矣。今之论诗者，但当祖述子建，宪章少陵，古今之变，于斯尽矣。《诗》、《骚》以前，可勿问也。”
又云：“古人文章，自有阡陌。汤之盘铭，孔子之诔，其体古矣。而《三百五篇》都无铭诔之文，故知孔子不以为诗也。元微之云：‘赋、颂、铭、赞，有韵之文，体自相涉，谓之诗则不可。’近世冯惟讷撰《诗纪》，尽收古逸之铭诔等句何欤？诗，言志者也。《易林》止论阴阳，王司寇欲以《易林》为诗何欤？”
又云：“沈约、谢、王融创为声病，于时文体不可增减，谓之齐、梁体，异乎汉、魏、晋、宋之古体也。虽略变双叠韵，然文不粘缀，取韵不论双只，首不破题，平仄亦不相俪。沈、宋因之，变为律诗，自二韵至百韵，率以四句一绝，不用五韵、七韵、九韵、十一十三韵。唐人或不拘此说，见李赞皇《穷秋志》。首联先破题目，谓之破题。第二字相粘，平仄仄平为偏格，仄平平仄为正格。见沈存中《笔谈》。平仄宫商，体势稳协，视齐、梁体为优矣。近体多是四韵，古无明说。尝推而论之，似亦得其理也。联绝粘缀至于八句，虽百韵止如此也。如正格二联平平相粘也，中二联仄仄相粘也。音韵轻重，一绝四句，自然悉异。至于二转，变有所穷，于文之首尾胸腹已具足，得成篇矣。律赋亦八句，《文苑》注中已备记之，兹不具述。”
又云：“诗家常言有联有绝，二句一联，四句一绝。宋孝武言‘吴迈远联绝之外无所解’是也。四句之诗，谓之绝句，宋人不解，乃云是截律诗首尾，如此议论，非一事也。《玉台新咏》有古绝句，古诗也。唐人绝句之有声病者，是二韵律诗也。元、白、牧之、昌黎集可证。唐人集分体者少，今所传分体者，皆近人所为。古本多存有分律诗绝句者，如《王临川集》首题云七言律诗，下注云绝句，甚分明。唐人惟有元、白、韩、杜等是旧次，今武定侯刻白集，坊本杜牧之集，亦皆分体如今人矣。幸二集尚有宋板，而新本亦有翻宋板者可据耳。自高秉《唐诗品汇》出，今人不知绝句是律矣。高秉又创排律之名，虽古人有排比声律之言，然未闻谓之排律，此一字而有大害于诗。朱云子作《诗评》，直云‘五排七排’，并去律字，可慨也！”
又云：“齐、梁声病之体，自古不谓之古诗，诸书言齐、梁体者，不止一处。唐自沈、宋以前，有齐、梁诗，无古诗也，气格亦有差古，而皆有声病。沈、宋既裁新体，陈子昂崛起，直追阮公，遂有两体。开元以下，好声律者则师景云、龙朔，矜气格者则追建安、黄初，而永明文格微矣。然白乐天、李义山、温飞卿、陆鲁望皆有齐、梁格诗，白、李诗在集中，温见《才调集》，陆见《松陵集》，题注甚明，但不多耳。既有正律破题之诗，此格自应废矣。皎然《诗式》叙置极详尽允当，人自不能考耳。古诗二字，牢入人心，今人立论，虽子美所称之庾开府，太白所称之谢玄晖，必欲降而下之，云古诗当如此论也。至于唐人虽服膺鲍、谢，体效徐、庾，仰而不逮者，犹以为无上妙品，云律诗当如此论也。吁！可慨已！”
又云：“阮逸注《文中子》不解八病，可见宋时声韵之学已微。有一恶书，名曰《金针诗格》，讬名梅尧臣，言八病绝可笑，王州《卮言》不知其谬也。沈休文《谢灵运传赞》，刘彦和《文心雕龙》，统论梗概，不得详说，而诸书所言，时有可徵。郭忠恕《佩Δ》云：‘雕弓之为敦弓，依乎旁纽。’按字母徵音四字，端透定泥，‘敦’字属元韵端母，‘雕’字属萧韵端母，则知旁纽者，双声字也。《九经字样》云：‘纽以四声。’是正纽者，四声相纽，东、董、冻、笃是也。刘知几《史通》言梁武云‘得既自我，失亦自我’为犯上尾，两‘我’字为相犯也。平头未详。蜂腰、鹤膝见宋人诗话，乃双声之变也。上下两字俱清，中一字浊，为鹤膝；上下两字俱浊，中一字清，为蜂腰。大韵、小韵，似论取韵之病，大小之义所未详也。沈隐侯云：‘一篇之内，音韵尽殊；两句之中，轻重各异。’详此则八病俱去，亦不在曲折分其名目也。”
又云：“今本《玉篇》前有纽韵之图，列旁纽、正纽甚详。序引《声谱》，恐是沈隐侯《四声谱》。闻世间尚有是书，应是论八病事，恨求之不得耳。今人律诗但作对偶，于此处全不知，何以称律？”
又云：“唐人律诗有八句全不对者，亦有用仄韵者。”
又云：“律诗始于沈、宋，尔时文体不以用事为嫌，今人乃有谓五言律不可用事者，大谬。此说起于方回。”
问曰：“唐人命意如何？”答曰：“心不孤起，仗境方生。熟读《新旧唐书》、《通鉴》、稗史、杂记，乃能于作者知其时事，知其境遇，而後知其诗命意之所在。如子美《丽人行》，岂可不知五杨事乎？试看《本事诗》，则知篇篇有意，非漫然为之者也。”
一篇试只立一意，起手、中间、收结互相照应，方得无懈可击。唐人必然。宋至明初，犹不大失，弘、正以後，一句七字犹多不贯，何况通篇！
意由于识。马嵬事吟咏甚多，而子美云：“不闻夏殷衰，中自诛褒妲。”曲折有含蓄，子瞻称之。郑畋云：“肃宗回马杨妃死，云雨虽亡日月新。终是圣明天子事，景阳宫井又何人？”人知其有宰相器。刘梦得、白乐天直言六军逼杀天子之妃矣！
唐人诗意不必在题中。如右丞《息夫人怨》云：“莫以今时宠，能忘旧日恩！看花满眼泪，不共楚王言。”使无稗说载其为宁王夺饼师妻作，後人何从知之。可见《西施篇》之“贱日岂殊众，贵来方悟稀。邀人傅香粉，不自著罗衣。君宠益娇态，君怜无是非”，当是为李林甫、杨国忠、韦坚、王钅共辈而作。元微之“未必诸郎知曲误，一时偷眼为回腰”，亦是胸有所不快，适于舞者发之也。崔国辅云：“悔不盛年时，嫁与青楼家。”亦必有故，意不易见也。
余读韩致尧《惜花》诗结联，知其为朱温将篡而作，乃以时事考之，无一不合。起语云“皱白离情高处切，腻红愁态静中深”，是题面。又曰：“眼随片片沿流去”，言君民之东迁也。“恨满枝枝被雨淋”，言诸王之见杀也。“总得苔遮犹慰意”，言李克用、王遇范之勤王也。“若教泥污更伤心”，言韩建之为贼臣弱帝室也。“临轩一盏悲春酒，明日池塘是绿阴”，意显然矣。此诗使子美见之，亦当心服。诗可以初盛中晚为定界乎？又其《香奁诗》有云：“动天金鼓逼神州，惜别无心学坠楼。不得回眸辞傅粉，更须含泪对残秋。折钗伴妾眠青冢，半镜随郎葬杜邮。惟有此宵魂梦里，殷勤相觅凤池头。”观其起句及“杜邮”、“凤池”，当是李茂贞兵逼京城，昭宗赐杜让能死，代其姬人之作。“残秋”对“傅粉”，似乎趁韵，然其事在景福二年九十月间，正是残秋也。而题绝不相类，将讳之，抑传写误也。让能之死可悯，致尧于此，宜有诗以哀惜之也。又有《咏浴》诗云：“再整鱼犀拢翠簪，解衣先觉冷森森。教移兰烛频羞影，自试香汤更怕深。初似洗花难抑按，终忧沃雪不胜任。岂知持女帘帷外，取君王几饼金。”试言成帝、合德事。“沃雪”谓死期将至，当是崔胤擅权，昭宗宠信过甚，而朱温之势，君相命在旦夕，故以汉事比之也。此时内有宦者韩全诲辈，外有藩镇李茂贞、王行瑜、韩建、朱温辈，致尧忠耿之士，深怀不平，而言出祸随，故寓意如此。结语当是指三使相赏赐倾府库也。又有《倚醉》诗曰：“倚醉无端寻旧约，却因惆怅转难胜。静中楼阁春深雨，远处帘栊夜半灯。抱柱立时风细细，绕廊行处思腾腾。分明窗下闻裁剪，敲遍阑干唤不应。”昭宗在凤翔，制于李茂贞，使赵国夫人讠学士院二使不在，亟召韩偓、姚洎，窃见之于土门外，执手相泣。观此情事，必是又曾召偓而为事所阻，故有“寻旧约”之语。下文则叙立伺机会之情景也。《风》、《雅》、《颂》中时事不少，《诗》本经史之学，汉诗此意已微。子美不然，所以独胜，太白不及也。人读经史，须知是诗材，读诗须回顾经史。明人分作二截，惟于字面间求为大家而已。葛常之曰：“韩偓《香奁集》百篇，皆艳体词也。”沈存中《笔谈》以为和凝所作，贵後讳之，嫁名于偓。而《香奁集》有《无题诗序》云：“余辛酉岁戏作《无题》诗十四韵，故奉常王公、内翰吴融、舍人令狐涣相次属和。是岁十一月兵起，随驾西狩，文稿咸弃。丙寅岁在福建，有苏者以稿见授，得《无题》诗，因追味旧诗阙亡甚多”云云。《香奁集》之为韩偓所作无疑，存中未考其详，《Т斋闲览》已引吴融和诗为证矣。余考昭宗天复元年辛酉正月元日斩王仲先等，复位，进孙德昭等为三使相。十一月，韩全诲劫帝幸凤翔，韩偓扈跸。三年十月，帝召韩偓、姚洎于土门外，执手涕泣。甲子闰四月，朱温迁帝于洛阳。八月被杀，立昭宣帝。丁卯四月，温篡位。则余所说此二诗意，非傅会也。
致尧又有诗云：“拥鼻悲吟一向愁，寒更转尽未回头。绿屏无睡秋分簟，红叶伤时月满楼。却要因循添逸兴，若为趋竞怆离忧。殷勤凭仗官渠水，为到西溪动钓舟。”天复二年，昭宗在凤翔，宰相韦贻范遭丧图起复，偓不肯草制，忤李茂贞意。“趋竞”，谓贻范也。“离忧”，谓有去志而思西溪钓舟也。问曰：“君于致尧诗何太拳拳？”答曰：“弘、嘉人惟求词，不求意，故敢轻忽大历。余故举唐末诗之有意者，以破天下之障。人能于唐诗一二字中见透其意，即脱宋、明之病，仙人灵丹，岂须升斗？”致尧又有诗云：“昨夜三更雨，今朝一阵寒。海棠花在否？侧卧卷帘看。”亦必伤时之作。
唐人于诗中用意，有在一二字中，不说破不觉，说破则其意焕然者。如崔国辅《魏宫词》云：“朝日点红妆，拟上铜雀台。画眉犹未了，魏帝使人催。”称“帝”者，曹丕也。下一“帝”字，而其母“终彘不食其馀”之语自见，严于钺矣！《诗归》评“媚甚”。呵呵！
韩《寒食》诗云：“春城无处不飞花，寒食东风御柳斜。日暮汉宫传蜡烛，轻烟散入五侯家。”唐之亡国由于宦官握兵，实代宗授之以柄。此诗在德宗建中初，只“五侯”二字见意，唐诗之通于《春秋》者也。
问曰：“诗有惟词而无意者乎？”答曰：“唐时已有之，明人为甚，宋人却少。如李义山《挽昭肃皇帝》诗‘海迷求药使，雪隔献桃人’是也。弘、嘉人凑丽字以成句，凑丽句以成篇，便有词无意。宋不剿说，故无此病。”
唐人作诗最重意，不顾功令。省试诗多是六联。祖咏《终南馀雪》云：“终南阴岭秀，积雪浮云端。林表明霁色，城中增暮寒。”二联便呈主司，云“意尽”。唐人自重如此。
诗惟求词采则甚易，明人优为之；有意则措词不胜其难。以明之亡国言之，君非无过，始则靳于赈荒以成贼势，中则不能罄扫阖宫所有以赡军，终则误谓国君当死社稷，不肯南巡以图恢复。死社稷乃天子守土之臣，普天之下，莫非王土，播迁而复振者多矣，岂可与城俱尽哉！而死难之烈，高出千古。言其死难甚易，则其过端直陈之，既已不忍，又同于宋人；微言之，又同于义山之《重有感》诗，直俟七百年後之人始知作者之意，其间不能解而诟病之如顾东桥者何限乎！有意之诗其难如此，所以明朝无意之诗积几充架也。义山《重有感》云：“玉帐牙旗得上游，安危须共主君忧。窦融表已来关右，陶侃军宜次石头。岂有蛟龙愁失水？更无鹰隼击高秋？昼号夜哭兼幽显，早晚星关雪涕收。”常熟钱龙惕夕公解曰：“太和九年十月，以前广州节度使王茂元为泾原节度使，逾月李训事作，茂元在泾原，故曰‘得上游’也。昭义节度使刘从谏三上疏问王涯等罪名，仇士良为之惕惧，故曰‘窦融表已来关右’也。初获郑注，京师戒严，茂元与坊节度使萧弘皆勒兵备非常，故曰‘陶侃军宜次石头’也。士良辈知事连天子，相与愤怨，帝惧，伪不语，宦官得肆志杀戮，则蛟龙失水矣。涯等既死，举朝胁息，诸藩镇亦皆观望不前，谁为高秋之鹰隼，快意一击耶？曰‘更无’者，伤之亦望之也。至于‘昼号夜哭’，‘雪涕星关’，而感益深矣。”夫《有感》长韵律二篇既为甘露之变而作，则《重有感》可知。而余读之，殊不能领，见夕公注，不觉自失，以其命意视《无题》诗更奥故也。杨、刘、钱之西昆，直是儿童之见，余注《无题》诗名为《发微》，盖以此故。贺黄公说此诗大意同夕公。又有曰：“顾华玉讥此诗云：‘所言何事？次联粗浅不成风调。古人纪事必明白，褒贬乃隐约，未有如此者。’华玉之论，何以服人？”余谓觉范言“诗至义山为一厄”，浅夫类然，何必东桥？晚唐诗难读如此，况盛唐乎？
诗意之明显者，无可著论，惟意之隐僻者，词必纡回婉曲，必须发明。温飞卿《过陈琳墓》诗，意有望于君相也。飞卿于邂逅无聊中，语言开罪于宣宗，又为令狐所嫉，遂被远贬。陈琳为袁绍作檄，辱及曹操之祖先，可谓酷毒矣。操能赦而用之，视宣宗何如哉？又不可将曹操比宣宗，故托之陈琳，以便于措词，亦未必真过其墓也。起曰“曾于青史见遗文，今日飘零过古坟”，言神交，叙题面，以引起下文也。“词客有灵应识我”，刺令狐之无目也。“霸才无主始怜君”，“怜”字诗中多作“羡”字解，因今日无霸才之君，大度容人之过如孟德者，是以深羡于君。“石麟埋没藏春草”，赋实境也。“铜雀荒凉起暮云”，忆孟德也。此句是一诗之主意。“莫怪临风倍惆怅，欲将书剑学从军”，言将受辟于藩府，永为朝廷所弃绝，无复可望也。怨而不怒，深得风人之意。以李颀之“新加大邑绶仍黄，近与单车向洛阳。顾盼一过丞相府，风流三接令公香”，“知君官属大司农，诏幸骊山职事雄。岁发金钱供御府，昼看仙液注离宫”等视此，直是应酬死句。
起联如李远之“有客新从赵地回，自言曾上古丛台”，太伤平浅。刘禹锡之“王楼船下益州，金陵王气黯然收”稍胜。而少陵之“童稚情亲四十年，中间消息两茫然”，能使次联“更为後会知何地，忽漫相逢是别筵”倍添精彩，更胜之矣。至于义山之“海外徒闻更九州，他生未卜此生休”，则势如危峰矗天，当面崛起，唐诗中所少者。而“昨夜星辰昨夜风，画楼西畔桂堂东”，乃是具文见意之法。起联以引起下文而虚做者，常道也。起联若实，次联反虚，是为定法。
结句收束上文者，正法也；宕开者，别法也。上官昭容之评沈、宋，贵有馀力也。“曲终人不见，江上数峰青”，贵有远神也。义山《马嵬》诗一代杰作，惜于结语说破。绝句是合，律及长诗是结。温飞卿《五丈原》诗以“谯周”结武侯，《春日偶成》以“钓渚”结旅情。刘长卿之“白马翩翩春草绿，邵陵西去猎平原”，宕开者也。子美《褥段》诗之“振我粗席尘，愧客茹藜羹”，收上文者也。此法人用者多。
严沧浪云：“中联易得好句，结难，起更难。”
问曰：“措词如何？”答曰：“诗人措词，颇似禅家下语。禅家问曰如何是佛？非问佛，探其迷悟也；以三身四智对，谓之韩卢逐兔，契棒有分。云门对曰‘乾屎橛’，作家语也。刘禹锡之《玄都观》二诗，是作家语。崔珏《鸳鸯》，郑谷《鹧鸪》，死说二物，全无自己，韩卢逐兔，契棒有分者也。禹锡诗，前人说破，见者易识，未说破者当以此意求之，乃不受瞒。不然，非落于宋，即堕于明，契棒未有了日在。”问曰：“唐人故意瞒人乎？”答曰：“祖师语岂曾瞒人，为人看不出，不得道祖师不瞒人。唐人诗岂曾瞒人，为人看不出，不得道唐人不瞒人也。其瞒宋人者浅，瞒明人者深。”
优柔敦厚，言之者无罪，闻之者足戒，诗教也。唐人之词微而婉。王建《宫词》云：“金殿当头紫阁重，仙人掌上玉芙蓉。太平天子朝元日，五色云车驾六龙。”神尧以老聃为始祖，尊为玄元皇帝。“太平天子”，谓诸帝朝老聃也。礼，天子不乘奇车。“五色云车”用汉武帝甲乙曰青、丙丁曰赤等事，刺天子乘奇车非礼也。周伯[A102]谓之“具文见意”。此杜元凯《左传序》语，谓不着议论而意自见。可见元人诗思深于明人多也。《宫词》又有曰：“龙烟日暖紫瞳瞳，宣政门当玉仗风。五刻阁前卿相出，下帘声在半天中。”意刺君臣隔阔，辞则尊崇殿陛。又曰：“射生宫女宿红妆，请得新弓各自张。临下马时齐赐酒，男儿跪拜谢君王。”刺服妖也，必是武宗王才人事。又曰：“千牛仗下放朝初，玉案旁边立起居。每日进来金凤纸，殿前无事不多书。”辞则庆幸平，意则讥刺蒙蔽，皆措词之可法者也。元人诗思之深入者，如丁鹤年《题梧竹轩》，结云：“中郎去後知音少，共负奇才奈老何！”用一伯喈总收二物，有力量，语复有寄托感人。《闻元顺帝殂于漠北》云：“仙家一笑乾坤老，谁御瑶池八骏归？”语不迫切而深于痛哭。明人谁有此耶？二百馀年，人才皆为二李粗浮声色所锢没，不知有此心路。
义山《龙池》诗云：“龙池赐酒敞云屏，羯鼓声高众乐停。夜半宴归宫漏永，薛王沉醉寿王醒。”龙池，玄宗潜邸南池，沉而为池，即位後以为瑞应，赐名龙池，制《龙池乐》。杜审言之《龙池篇》，即乐歌也。开元、天宝共四十二年，赐酒于此者多矣，薛王侍宴自在前，寿王侍宴自在後，义山诗意非指一席之事而言之也。十四字中叙四十馀年事，扛鼎之笔也。玄宗厚兄弟而薄于其子，诗中隐然，入《三百篇》可也。苕溪渔隐谓杨妃时薛王之死已久。呵呵！
义山《马嵬》诗曰：“此日六军同驻马，当时七夕笑牵牛。”叙天下大事而“六”“七”、“马”“牛”为对，恰似儿戏，扛鼎之笔也。高秉谓义山诗对偶精切。呵呵！人欲开口，先须开眼，开口则易，开眼则难。
《离骚》若干言，只“椒”、“兰”二字见意，谓子椒、子兰，谮屈公于王者也。又杂于诸草木中，见者不觉。古人之立言温厚如此。
明道非诗人，而刺新法君臣云：“未须愁日暮，天际是轻阴。”有道之言，乃尔蕴藉！求之明人，如“小犬隔花空吠影，夜深宫禁有谁来”，“六宫处处秋如水，不独长门玉漏长”，稀于晨星矣。“六宫”联咏武宗巡游。“小犬”联，太祖破陈友谅，贮其姬妾于别舍，李善长兄弟有窥觇者，故诗云然也。善长得罪以此事，季迪亦以此致重典，况于直出者乎？
诗苦于无意，有意矣又苦于无辞。如聂夷中之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谁知盘中餐，粒粒皆辛苦。”诗之所以难得也。
汉、魏也，晋、宋也，梁、陈也，三唐也，宋、元也，明也，不须看读，遥望气色，迥然有别。此何以哉。辞为之也，犹夫衣冠举止，可以观人也。有意无词，锦袄子上披蓑衣矣。
诗贵活句，贱死句。石曼卿《咏红梅》云：“认桃无绿叶，辨杏有青枝。”于题甚切，而无丰致、无寄托，死句也。明人充栋之集，莫非是物，二李为尤甚耳。子瞻能识此病，故曰：“赋诗必此诗，定非知诗人。”其题画云：“野雁见人时，未起意先改。君于何处看，得此无人态？”措词虽未似唐人，而能于画外见作画者鱼鸟不惊之致，乃活句也。咏物非自寄则规讽，郑谷《鹧鸪》，崔珏《鸳鸯》，已失此意，何况曼卿宋人耶！梅询退位而热中，其侄女咏蜡烛以刺之云：“樽前独垂泪，应为未灰心。”询见之有愧色。视《红梅》何如！
唐诗固有惊人好句，而其至善处在乎澹远含蓄，宋失含蓄，明失澹远。唐如李拯诗云：“紫宸朝罢缀鸾，丹凤楼前驻马看。惟有终南山色在，晴明依旧满长安。”兵火後之荒凉，不言自见。但此法唐人用之已多，今不可用也。
诗不可以言求，当观其意。讥刺是人，不言其所为之恶，而言其爵位之尊，车服之美，而民疾之，以见其不堪，“君子偕老，副笄六珈”，“赫赫师尹，民具尔瞻”是也。颂美是人，不言其所为之善，而言其容貌之盛，冠服之华，而民安之，以见其无愧，“缁衣之宜兮”，“服其命服”是也。乔谓汉、唐为黄河，《三百篇》为星宿海。
严沧浪云：“诗不可太着题，不在多使事。押韵不必有出处，有字不必拘来历。下字贵响，造语贵圆。意贵透彻，不可隔靴搔痒，语贵洒脱，不可拖泥带水。最忌骨重，最忌趁贴。语忌直，意忌浅，脉忌露，味忌短，音韵忌散缓，亦忌迫促。”
唐人之命意，宋、明或有暗合者，至于措词，则如北出开原、铁岭，五官虽同，迥非辽左人之语言矣。郡中即事，若宋、明人为之，必是直陈本意。羊士谔云：“红衣落尽暗香残，叶上秋光白露寒。越女含情已无限，莫教长袖倚栏干！”余友贺黄公曰：“是以思妇比孤臣，寓留滞周南之感耳。”余谓今人作此诗，人必共以无谓讥之矣，那得不共作直陈本意之诗乎！风气使然，智者莫如之何！
禅者有云：“意能划句，句能划意，意句交驰，是为可畏。”夫意划句，宜也。而句亦能划意，与意交驰，不须禀意而行，故曰“可畏”。诗之措词，亦有然者，莫以字面求唐人也。临济再参黄公案，禅之句划意也。“薛王沉醉寿王醒”，诗之句划意也。
问曰：“造句炼字如何？”答曰：“造句乃诗之末务，炼字更小，汉人至渊明皆不出此。康乐诗矜贵之极，遂有琢句。梁、陈别论。陈伯玉复古之後，李、杜诸公偶一涉之，不以经意。中唐犹不甚重，至晚唐而人皆注意于此。所存既小，不能照顾通篇，以致神气萧飒。诗道至此，大厄运也。”
盛唐人之用字，实有後人难及处。如王右丞之“鸾舆迥出千门柳，阁道回看上苑花”，其用“迥出”、“回看”，景物如见。子美之“石出倒听枫叶下，橹摇背指菊花开”，亦然。而“野航恰受两三人”，“旭日散鸡豚”，“受”字、“散”字更非他字可易，甚不费力。“宿火焰炉灰”，“陷”字精确，虽衰飒犹好。至杜荀鹤之“风暖鸟声碎”，方干之“香粳倩水舂”，“碎”字、“倩”字费力甚矣！
宋人诗话多论字句，以致後人见闻愈狭。然炼字与琢句不同，琢句者，淘汰陈浊也。常言俗语，惟靖节、子美能用之；学此，便流于尧夫《击壤集》五七字为句之语录也。
祖咏之“万里寒光生积雪，三边曙色动危旌”，子美之“麒麟不动炉烟上，孔雀徐开扇影还”，其用“生”、“动”、“不动”、“徐开”字，能使诗意跃出，是造句之妙，非琢炼之妙也。
子美之“峡坼云霾龙虎睡，江清日抱鼋鼍游”，晚唐人险句之祖也；“盘涡浴鹭底心性”，王建诗之祖也。太白之“如何青草里，也有白头翁”，用虚字，流水对易见。子美之“云移雉尾开宫扇，日绕龙鳞识圣颜”，不用虚字，流水对难见。
刘长卿之“身随敝履经残雪”，皇甫冉之“菊为重阳冒雨开”，开晚唐门径也。
炼字乃小家筋节。四六文，陈诗之馀，炼字之妙，大不易及。子瞻文集只“山高月小，放落石出”八字耳。永叔曾无一字。唐诗炼字处不少，失此字便粗糙。画家云“烘染过度即不接”，苦吟炼句之谓也。注意于此，即失大端。唐僧无可云“听雨寒更尽，开门落叶深”，以雨声比落叶也。又云“微阳下乔木，远烧入秋山”，以远烧比微阳也。比物以意而不指其物，谓之象外句，非苦吟者不能也。
张云：“墙头细雨垂纤草，水面回风聚落花”，花聚由“回”，草垂由“细”，工矣！
蔡宽夫云：“炼句胜则意必不足，语工而意不足，则格力必弱。”
宋人眼光只见句法，其诗话于此有可观者，不可弃之。开、宝诸公用心处，在诗之大端，而好句自得。大历以後，渐渐束心于句，句虽佳而诗之大端失矣。